1936年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到南京的当天，早与蒋介石密谋妥当的戴笠，用提前做好的“口袋”将他逮捕了起来。

张学良自此开始了自己54年的软禁生涯，他和蒋介石的所有“交情”与相互之间的欣赏，也都到此为止。

囚禁张学良的原因显而易见：“十几天之前发生的“西安事变”。”

与其说这是导火索，不如说是一个炸弹——此前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关系称得上友好，在自己的日记中，蒋介石曾多次表达对张学良的肯定。事变之后，两人的关系则变成了“宛若仇雠”。

两人关系的转变，以及张学良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涯，这些终究都要归结在蒋介石身上。更准确地说，可能要归结于“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蒋介石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一观念，这或许是受了曾国藩的影响。作为晚清重臣，曾国藩曾经系统提出过自己的“平定内乱”思想。

他认为在遇到外敌的时候需要先平定内乱，然后再对外作战；无力抵御外侮时，采取屈辱和妥协的办法为好。

蒋介石

这番言论在今天的人眼中无疑是无稽之谈，但在曾国藩眼中，这或许是晚清可以苟延残喘多年的“秘笈”。

这份被用于延续封建统治、以国家之屈辱、人民之血汗换取统治者一时偷生的思想，被蒋介石“继承”了。

“九一八”事变后两天，即1931年9月20日。正在江西“剿共”前线的蒋介石在日记中虽然写下：“心神哀痛，如丧考妣”，并发誓“不收回东省，永无人格矣！”

但他将东北三省被侵占的原因归结于：“内乱平定不遑，故对外交不太注意。”

九一八事变

1931年夏季，东北已经先后发生了“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一为日本警察开枪射死中国农民数十人，二为日本参谋本部情报科院假冒身份进入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时被东北军抓住并处死，日本借此大做文章，试图将武装入侵中国东北合理化。

先后三次蓄意策划的恶意事件，使中日关系骤然紧张，国内抗日的情绪空前高涨。面对民意蒋介石却显得格外紧张，他不担心中国的土地、不担心民众的安危，只多次发电报要求警惕抗日情绪“恐被共产党利用”。

7月23日，他又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第一次将“攘外必将安内”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基本国策提出来。

作为当时国内的主政党，国民党对日的态度以“妥协”为主，日寇便更加嚣张地进入我国土地。

蒋介石

截止到1934年底，除广袤的东三省外，热河、长城各大关隘都沦陷了，华北地区同样在日寇虎视眈眈的范围之中，在不断被蚕食。

在此情况下，1934年12月《外交评论》上刊登了一篇蒋介石口授、陈布雷执笔的长文，名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

使用“检讨”这两个字，所要检讨的并不是自己的对日政策，而是坚守“兵端绝不可自我而开”。

在文章中，蒋介石表示：“中日两国本为兄弟”、“中国终究须有日本携手之必要”，在北方大量土地沦陷的情况下，这番论调显得尤为可笑，也尤为软弱。

陈布雷

说张学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也是不对的，从“东北易帜”、东北军全面撤出东北就能看出，张学良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当时是对蒋介石妥协了的。

正因为在东北丝毫不作为，张学良才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以至于东北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抬不起头来。

“不抵抗政策”为张学良和蒋介石找来了大量骂名，张学良不得不于1931年12月15日辞去一切职务，以示自己接受批评和悔过之意，实际上是将两个人决策错误的“黑锅”全都背在了自己身上。

对此蒋介石是满意的，转年3月9日，蒋张二人在石家庄会面，蒋介石用“同舟共命”来形容他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亲密之意。

蒋介石与张学良

白身的张学良偏居上海，以惊人的毅力戒掉了自己长期吸毒的恶习，1932年4月又偕夫人子女去欧洲，遍游英国、德国、瑞士等国“考察”，于1934年1月8日回国。

此时国内对他的讨伐已经告一段落，因此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再次起用了他，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围剿”总部副总司令。

这个任命并不在张学良的意料之中。他在欧洲考察访问归来后，本想弥补自己“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走上抗日的前线。但面对蒋介石的安排，他也选择了接受。

当时的张学良，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持有一定的赞同，甚至公开说过：“只有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政府，才能攘外。”因此，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剿共”战场上也十分卖力。

张学良

现实给了他重重打击。红军开始长征后，张学良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他原本信心满满地认为红军人数不多、装备也低劣，必然不堪一击。

但当他指挥着旗下的十二万兵马“围剿”陕北红军时，却屡战屡败。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东北军三个师的兵力被消灭，两个师长、两个师参谋长战死。

残酷的事实让张学良意识到：“剿共”是一条死路，绝不能再走下去了。

1935年末国民党“五大”后，他到上海秘密探访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对方分析局势后告诉他：“让你剿共是‘一箭双雕’，使东北军与红军两败俱伤。”

在杜重远的建议下， 张学良决定停止“剿共”，利用在西北的有利局势联合红军抗日。

杜重远

恰在此时，一名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在陕北亲眼看到了红军的军纪，体会了红军的思想，自身想法出现了极大变化。

1936年初，他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潜回洛川，向张学良报告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双方就这样一拍即合。

1936年1月15日，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谈判后，达成了“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经济通商”等口头协议。

李克农

无独有偶，西北军的杨虎城也早就不满蒋介石“剿共”，有了联合中共一致对外抗日的心思。

1936年年中，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局面已经实际形成。

这样大的异动是瞒不过蒋介石的。1936年10月，蒋介石亲自来到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这正如周总理所说的：“西安事变是被蒋介石逼出来的。”

周总理在1945年的一次讲话《论统一作战》中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

凡是不愿意“剿共”，想要抗日的军队都会被蒋介石如此威胁、恐吓，甚至直接罢免职务。如此与民意相违背，“西安事变”的爆发便也称不上偶然。

杨虎城

蒋介石此次来西安，除了督促张学良与杨虎城抗日外，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准备发动对红军的第六次“围剿”。

这次“围剿”来势汹汹：以蒋鼎文为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陈诚驻前方“督剿”。蒋介石当时自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

张学良并不赞同。10月26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的当天面见张学良，张便劝说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表示这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要求。

与此同时，杨虎城也表示难以继续“剿共”。两人的态度引起蒋介石震怒，他怒斥两人动摇军心，并在隔天的讲话中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

几次劝谏失败，甚至都遭到了痛斥后，张学良心情非常沮丧。他与杨虎城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两人商议出了最坏的解决办法。

张学良与杨虎城

相比于杨虎城，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感情更加复杂与真挚一些。11月27日，他曾经致电蒋介石，请求带兵支援绥远傅作义部的抗日作战。

蒋介石不仅拒绝了他的请求，还批评了他“剿共”不坚定。在日记中，蒋介石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

“剿共”的确到了“最后五分钟”，但并不是蒋介石期待的“最后五分钟”，而是应当顺应民意、顺应局势停止随后一致抗日的“最后五分钟”。

再三被打消抗日积极性，同时认识到“攘外”必须要放在“安内”之前的张学良，同杨虎城一起完成了这“最后五分钟”。

西安事变前的（从左往右）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蒋介石的确是狠狠逼了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一把。他给了两人两个方案：要么继续“剿共”，要么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

这两条都是死路——如果继续“剿共”，就只能在内战中被消磨有生力量；如果调走，离开自己的故土，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势力。就这样，张杨二人都被逼到了死胡同里。

12月7日晚上，张学良做了自己的最后一次努力：他去到了蒋介石住处，言辞恳切地劝谏对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张学良不无痛心地说道：“九一八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然后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如不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丧于敌人之手。”

慷慨陈词三个多小时，国家大义、私人感情、个人前途与利益方方面面都说到，蒋介石的心意丝毫没有改变。在最后，蒋介石甚至勃然大怒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与蒋介石

终于，张学良和杨虎城被逼到了不得不兵谏这一步上。两人迅速进行了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要员，解除其嫡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等。

1936年12月9日，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上，西安一万余名大中学生上街游行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道：“可用武力制止”。张学良没有这么做，他劝阻学生道：“几天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

对于张学良没有动用武力镇压学生一事，蒋介石同样略有不满。他本人是不吝于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而且将这些都归结于中共的“操纵”。

蒋介石

华北事变后，蒋介石曾经派国民党军警打伤百余名学生、被捕者三十余人；1935年12月16日北平的大游行中，国民党军警再次逮捕三十余人，打伤四百余人。除此之外，被军统特务秘密暗杀的进步学生也不在少数。

显然，任何一种柔和的方式都没有办法打动蒋介石坚如磐石的内心，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了。多次尝试后张学良不得不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希冀，准备进行军事行动。

在行动的最后时分，张学良也不由得紧张起来。11日晚他陪伴蒋介石参加一个告别宴会的时候脸色一直不大好。

蒋介石观察到了这一点，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总觉得不安，于是决定在第二日提前离开西安。但这个决定已经晚了。

张学良与蒋介石

12月12日早晨，张学良、杨虎城等人按照原定计划派部队前往华清池，强行扣留蒋介石；西北军控制了西安全城。至此，“西安事变”中的武力部分已经圆满完成，余下的事情就只能交给政治了。

事变次日，张学良、杨虎城等人通电全国，表示正因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此要“诤谏”蒋介石，但承诺“保其安全，促进反省”。

一开始蒋介石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两人的建议采取完全不考虑的态度。直到他接到妻子宋美龄的信才了解到张学良的真实意图。

宋美龄给蒋介石写信之前，已经同张学良、中共等方面多方沟通，她确定了张学良不会杀掉蒋介石。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知道自己不会有生命危险，才逐步放下了戒心开始考虑合作事宜。

张学良

张学良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扣留蒋介石的十几天里，想要直接杀掉他的人不在少数，这些意见被张学良一一否决；也有人提出要软禁蒋介石，他也没有同意。

无论是出于大局，还是出于私人感情，他都保全了蒋介石，甚至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而蒋介石回报他的，就是长达五十四年的监禁。

西安事变的另一名将领杨虎城将军，则在1949年9月6日被蒋介石下令杀害，几名特务将他乱刀捅死，并用硝镪水毁灭尸体。共同被害的还有他的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他的妻子谢葆真则在1938年为救杨虎城而死。

蒋介石不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有损他面子的事情，他事后必定要加倍报复回来，何况这次直接让他做了俘虏。

谢葆真与孩子们

蒋本人对俘虏是非常不齿的，他曾经说过：“做俘虏是二年生最可耻的事情”。在自己的讲话中，他倡导“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

因此这次成为俘虏的经历对于蒋介石来说，耻辱感是加倍的。曾经多次称赞张学良的他，后来每次提起都只有“可恶”二字形容。

在离开西安之前，蒋介石曾经承诺要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因此即便他与戴笠计划好扣下了张学良，也没能杀掉他。

于是，在1936年12月31日的军事法庭上，当张学良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时候，蒋介石嫁妆宽大地申请“特赦”，只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

蒋介石

显然，蒋介石不是为了让张学良免于牢狱之灾，而是不满“十年”这个期限。他虽然从名义上特赦了张学良，但从实际行动上，由他牢牢控制的“军事委员会”将张学良从南京囚禁到重庆，又囚禁到台湾。

战事吃紧、败退台湾、生命垂危，每一件事都没有影响蒋介石要对张学良严加“管束”的命令。

甚至在1947年2月26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政府横征暴敛而武装起义的时候，蒋介石直接指示毛人凤：“如果有人想要劫走张学良，可先将张学良击毙。”由此可见，蒋介石很愿意张学良死于混乱之中。

蒋介石的小心眼还有一个原因：“即便是张学良远行欧洲的时候，他依然指挥不动东北军一兵一卒。”

毛人凤

尽管“东北易帜”后已经挂上了国民党军的旗帜，但其军阀本性并没有被改变。这是蒋介石不能接受的，也是他后来不断消耗东北军的力量，将东北军派到最艰难的战斗中的原因。

被囚禁的局面，张学良不是没有预料的，只是他也没有想到会囚禁这么久。

张学良的算盘是这样的：西安方面留了南京十几位军事要员做“人质”，并扣留了五十架战斗机，以及“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

12月29日时，张学良曾经说：“他们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然而，没有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实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支柱，他们内部派系分化，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

当蒋介石拍电报要求释放军政要员和战斗机的时候，事情出乎蒋张两人意料的顺利。

次年2月2日，东北军中的矛盾彻底爆发，不仅分裂了东北军，也分裂了“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这也彻底葬送了张学良的人身自由。

张学良

尽管自己身陷囹圄，张学良的傲骨却没有变。当时为劝诫蒋介石，他曾经当面骂他“专制”，说他同袁世凯和张宗昌没什么区别。被“管束”起来后，他依然不见丝毫驯服。

在庭审现场上，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抗战胜利后，他在红绸上写了“东山再起”四个大字，辗转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

1949年底蒋介石彻底失败时，张学良为《孤岛野火——中日战争秘录》写了一篇序言刊登在日本《每日新闻》上，其中真实写到了前方浴血奋战、后方生活糜烂的现实。

1946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曾经迫于压力要给张学良自由，但是附加了三个条件：承认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交还“九一八”时蒋介石发给他的“不抵抗”电报；自由后必须出国。

张学良听到这三个条件，特别是前两条基本就是要对历史撒谎，他断然拒绝道：“我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张学良与蒋介石

更有甚者，当蒋介石自己想写一本《苏俄在中国》的书时，让张学良写一些共产党的部分。

张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报告》，其中客观陈述了“对亲日派丧权辱国的憎恨，对蒋介石独断专行、一心内战的不满”，而且特别注明西安事变发动与中国共产党无关。

这与蒋介石本来想写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的观点大相径庭。

这篇《自我检讨报告》也被国民党当局利用了起来。1964年7月，台湾一本名为《希望》的月刊的创刊号上，以张学良本人的名字发表了从他20万字的《自我检讨报告》中摘出来物流签字的《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

其中删去了大多数的文字，只保留了对台湾方面有利的言论，但仍然不难从中看出张学良的桀骜不驯。

张学良

当时曾经有人考虑过不再幽禁张学良一事，但此文一出，所有看过的人都觉得“惊心动魄”。

他们没想到被幽禁了几十年的张学良居然还敢和蒋介石算账。那么一旦放出来，他又会做出什么，写出什么东西呢？因此，终蒋介石和蒋经国一生，他们都不敢放张学良出来。

当我们评价西安事变的时候，往往会重视其对中国抗战的意义而忽视其对张学良个人的意义。

人们记得张学良贯彻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得东北三省大好河山、无数金银财宝轻易落入日本人手中，东北人民足足比其他地方的人民多经历了六年的压迫与羞辱。

但我们也应当记得，张学良赌上了自己的一生、赌上了自己的性命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让中国人民终于得以团结起来抗击日寇。